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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中二期课改历史教材遭停

来源:南方周末 文章作者:匿名 2009-11-11 10: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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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去年批准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今年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月内编撰出炉的新版高中历史,由于时间仓促,新版教材只出版了第一分册,内容只有五单元66页。到本报发稿为止,该书的另外一半内容还在紧张编写当

  上海市去年批准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今年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月内编撰出炉的新版高中历史,由于时间仓促,新版教材只出版了“第一分册”,内容只有五单元66页。到本报发稿为止,该书的另外一半内容还在紧张编写当中。一个学期的教材,分次出版,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十分罕见

  “我已经辞去了高中历史的主编,新编出来的高中历史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在接听南方周末记者电话时,上海版高中历史主编、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拒绝对刚刚出版的华东师大版高中历史第一分册发表任何意见。

  在此之前,由苏智良担任主编主持编写的高中历史在上海市全面投入使用才一年时间,就被上海市教委决定从今年9月起停止使用。这本历史教材,很有可能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最短命的教科书。

  据悉,这本被废止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完全是根据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制定的课程方案和《上海市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写的,早已经通过了上海“课改办”的审查,在试用3年后,去年9月1日起作为上海“二期课改”教材,在全市范围内投入使用,当时有媒体将这套历史教材誉为“酝酿8年的进步”。

  风波的起点,要追溯到去年9月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毛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

  去年修改“苏版”

  “我很惊讶,我写的一篇报道在中国引发了这么大的反响,对主编辞职、教科书被停用我很遗憾。”9月9日,正在和朋友聊天的《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周看(Joe Kahn)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周看回忆说,去年当他看到上海的新版高中历史教材里“长期占很大比重的强调毛泽东领导革命、阶级斗争的内容相对减少,摩根银行、比尔·盖茨、纽约证交所都进入教科书,政治英雄让位给经济英雄,而美国的中学生还要花大量时间学习华盛顿等政治领袖的生平,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信号,这是我写那篇报道的动机”。

  去年9月1日,周看的报道在《纽约时报》发表后,被国内外的一些媒体编译、转载、摘编,标题变成了《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比尔·盖茨替代毛泽东》,网络论坛上也出现大量与此相关的帖子,讨论中出现了“政变”、“橙色革命”等字眼儿。

  虽然时隔一年,提起这些报道和网络上的帖子,苏智良还是很生气,“上海历史教材整套教材包括初一的中国史、初二的世界史、上海乡土史、高一和高三历史,共9册教材。《纽约时报》记者并没有仔细阅读全部教材,只把眼睛盯在高一教材上,而且对高一教材的评价也非常片面,这种态度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更让他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国内的这些媒体在编译、转载国外报纸的报道时,没有对新闻事实进行起码的核实,没有去翻翻这套教材,就进行新闻炒作。这些不符事实的报道被网络传播以后,一些批评者也顾不上看教材就写文章了”。

  为澄清事实真相,一直回避媒体的苏智良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独家专访(见2006年9月28日《南方周末》文化版《盖茨来了,毛泽东也还在》、 《是改变,不是“政变”》)。就在那期报纸出版当天,苏智良和上海市教委的官员一起去教育部汇报工作。在从首都机场去教育部的路上,苏智良在报摊上买了几份《南方周末》,带给教育部的领导同志。

  与教育部的分歧落在上海是否有权力审查教材上。有教育部官员认为,按照义务教育法,上海编的教材也要经过国家教育部的审批。而上海教委的意见是:上海是国务院正式下文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上海自己审订教材也是国家审订的一种形式,与义务教育法不矛盾。

  当天,苏智良还在电话中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与教育部领导沟通得非常好,包括一位副部长都看了这期《南方周末》,对编写组驳斥《纽约时报》歪曲新闻事实、澄清真相的行为表示肯定和赞赏;教育部领导嘱咐要将教材修改得更完善。据知情者透露,在工作汇报结束之后,教育部领导还表态说,等媒体炒作过后,要宣传上海历史教科书。

  在这样的基调下,编写组在上海市教委的指导下,开始了对高一教材的认真修改。

  今年废了“苏版”

  但是,事情忽然急转直下。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在2006年10月16日《社会科学情况反映》以《著名历史学家评上海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为题,一次印发了六期简报,刊登了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7位北京历史学家对于上海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批评意见,在列举12条例证后,结论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意见还认为“上海版历史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这些历史学家们要求上海地区立即停止使用这个新版教材。据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批评者除了发表会议纪要,随后还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开会,并上书有关部门。

  对于上海教科书引发的风波,余秋雨在去年年末的一个公开场合演讲时批评道:“在这个文化乱糟糟的时代,我们缺乏一种鲜明的文化态度和文化选择,这样就很难有明确的文化形象。不能为了求稳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像前段日子上海改了历史教科书,是个很大的进步。可是面对一些质疑声,我们为什么不大声亮出我们的观点呢?”

  2007年4月26日,苏智良与上海市教委的负责人等再次去教育部,参加上海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研讨会,听取北京专家们的意见。从北京回到上海后,苏智良把整理出来的会议纪要发给了高中历史的编写组成员,并针对专家们的意见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写出了具体修改意见,随后,高一编写组进入修改阶段。他们的任务是尽快修改高一历史教材,以便使9月1日出版的高一教材更加成熟与完善。

  与此同时,上海市教委不断派干部到北京,向教育部汇报,求得教育部领导的理解、肯定与支持。上海市教委的想法是在原有基础上,对高中历史进行某些修改。

  但5月中旬,上海市教委突然决定另起炉灶——今年9月1日,必须出版新的高一历史教材。期间留给编写者的时间不足两个月。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上海市教委成立了新的历史课程标准的专家组和编写组,除了苏智良本人外,原来的高中历史编写组成员均没有被批准进入新的编写组。在这种情况下,苏智良不得不辞去高中历史教材主编的职务。

  在南方周末记者一再追问为什么辞职时,苏智良表示,第一,新的提纲与我们的初衷不相符合;第二,在内容上与初中历史部分基本上是重复的,尤其是世界史;第三,两个月要编出新的高一历史,我没有这个本事。

  上海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实行“一纲一本、编审合一、高度统一”的教科书制度。全国只有一套课程计划、一套教材。

  从1988年起至1998年止上海进行“一期课改”。在1997年的上海课程教材改革一期工程总结现场会上,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宣布,在“取得一期课改”成绩的基础上,从1998年起,上海开始启动“二期课改”工程,全面修订课程标准,编写新教材。

  2001年末,上海“二期课改”教材项目招标正式启动。以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为首的历史编写组以竞标方式,得到了专家组的全票通过,获得了“二期课改”历史教材的编写权。确定各学科的主编之后,上海市教委委托华东师大、复旦大学等校的专家拟定了各学科的课程标准,苏智良主编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就是根据这个课程标准来写的。

  中学历史教材编写组的成员来自三个方面: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著名专家、上海师范大学的教师和在一线教学的中学历史教师,参与者超过100人,办公地点设在上海师范大学校内,项目的负责人、主编是苏智良。

  历史编写组一成立,就跟一期历史教材的编写组进行沟通,与他们交流一期课改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上海一期课改的起点相当高,初中阶段历史就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两门通史课程;高一历史第一次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合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高三历史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史。但不足的是,高中历史大部分内容学生在初中的3年时间已经学过了,很多内容是重复的。”

  苏智良与他的团队计划以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主线索来编写初中阶段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为避免高中部分的内容重复,他决定用主题式的文明史来编写高中历史,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融为一体,按主题来展开编写。

  “高一上册主要是1500年以前各个区域的文明史;高一下册主要是新航路开辟后全球整体的文明史,并一直延伸到当代。高三主要讲述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世界强国的现代化进程和18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让师生获得一个总的历史发展观。”

  接受编写教科书任务后的6年里,主要编写人员基本没有周末和假期了。所有编写构想、框架都必须符合市教委的指导思想,按照审查通过的《行动纲领》和《课程标准》来组织材料编写。所有章节都是经过这样的程序:编写者完成文章以后,专家负责内容的准确和深度,一线的老师从教学角度来审读是否合适课堂教学,最后由主编负责统稿。如此反复,最后获得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的审查通过。

  在经过上海课改办的3道审查以后,最初完成的教材从2003年开始在上海近百所初中、高中进行先期试点使用,并根据一线教师的反馈意见进行修改、调整、完善。

  2003年,国务院授权上海成立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下放多项权力,支持上海进行教育制度创新,促进上海教育的全面提升,为全国其他地区的教育发展提供新鲜经验。

  在给上海下放的多项权力当中,其中有一项关于改革课程教材和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要求,制定本市中小学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和审查教材,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教材编写、发行和选用进行管理,推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进行各级各类教育招生考试改革。”当时的上海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处长俞光虹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说。

  2005年8月,“二期课改教材”中学历史全部完成,并通过上海市课改委组织的专家组的审查通过,经上海市委办公会议通过,才投入使用。2006年9月1日,苏智良主编的新版历史试验本开始在上海全市推广使用。就在这一天,《纽约时报》发表了《毛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

  今年9月3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余伟民担任主编,花了两个月时间匆匆编就的上海新版高中历史出版。因编写时间紧迫,这本替代原来的高中一年级上学期的历史教科书只出版了“第一分册”,内容只有五单元66页。到本报发稿为止,该书的另外一半内容还在紧张的编写当中。一个学期的教材,分次出版,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与停止使用的“苏版”高中历史不同,新版高中历史的内容不仅已通过了上海市教委的审查,并已送教育部审查。

  苏智良觉得很冤:“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我认为我编的历史教科书也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审教科书的领导经常说一句话:‘教科书不是你个人的学术著作,是政府意志的体现。’”

  “我们在教科书里强调文明史的概念,实际上这不是我们的发明。国家高中新的历史课程标准就规定,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文化思想文明作为三种必修课的专题呈现样式。有人说,文明史可以编,但中学历史教材采用文明史样式不合适,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要求取消所有历史教材,全国只可以使用一种历史教材。我再强调一下,文明史并不排斥阶级斗争,并不排斥政治史,文明史是当下中国社会比较适合时代特征的教材呈现样式,正因为如此,所以全国历史课程标准也采用了类似的表述。我非常同意国家历史学科课程标准编写组副组长王斯德教授的说法,以文明史的视角来编写教材本身没有问题,但如何编写好教材,写什么内容,这里面有很多学问。”

  一位看过新版高中历史的历史老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相比被停止使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目前赶出来的高中历史第一分册自称“中外通史合编体例”,其实就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分别编写教材,在教学顺序上稍做变化而已。但是,目前看到的新高一教科书与初二教科书其结构和内容基本相似,连不少照片也完全一样。

  另外一位历史老师则反映,新版高中历史课文中地图制作粗疏,图例不全,如课本第二页“古代两河流域地图”,在正文叙述中两河流域的位置西面与阿拉伯大沙漠相邻,但在地图上没有标出阿拉伯大沙漠,标出的竟然是叙利亚草原。

  此外,编写者提供的参考资料第8页中的哈特谢普苏特的木乃伊像是左手放在胸前,但在提供的答案中却说是右手。

  拿着薄薄的新历史教材,上海某中学的李老师很郁闷。在过去3年里,她刚刚适应了苏智良主编的高中历史的教学,不料这学期刚开学,这本教材就被停止使用。这意味着她过去的教学准备工作全部作废,她必须根据新的教材重新准备教案。

  8月份,李老师和上海所有中学的历史老师参加了市教委组织的新版高一历史教材教学培训会。面对着牺牲了暑假赶来参加培训的老师们,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在高一历史新教材培训会上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

  根据最新的历史课程标准,上海高中的历史课时也发生调整,除了高一、高三继续上历史外,高二也将新增历史课。这意味着在明年,苏智良主持编写的高中阶段的历史教科书将完全停止使用。

  “我们编写这套新版教材的目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希望通过学习历史,能够培养既具有民族精神、又具有世界意识的社会主义新公民。”苏智良的梦想,随着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停止使用,碎落一地。

  1次盖茨120次毛泽东

  记者:《纽约时报》的报道引发海内外舆论界对上海历史教科书的集中报道,您怎么看待这些报道?

  苏智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9月1日的文章没有全面报道上海历史教科书,带有歪曲与片面,报道中说“政府在批准新教材里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克思主义被删除、社会主义减少”、“秦始皇焚书坑儒被删除”等,或片面或不实。这样的报道,我认为是不太负责任的。

  网上跟帖在误导下,观点越来越极端。甚至出现了如《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盖茨取代毛泽东》、《政变,从上海历史教科书悄悄开始》、《上海教科书是“橙色革命”的开端》等这样耸人听闻的文章。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

  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批评者都没有看过我们的教材,而是在歪曲事实的新闻上想象问题,这个其实很危险。而这些编译、转载的新闻和不负起码的核实责任的报道被网络传播以后,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最奇怪的是凤凰网,它在关于上海历史教科书的专题下,放的封面图片居然是人教社版的《历史》,根本就不是上海版《历史》。

  这样的报道,能够被国内这么多报纸转载编译、跟进报道,再被网络重新传播,怎么没有一家去找这套书核实一下、怀疑一下、验证一下呢?

  记者:新版教科书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

  苏智良:毛泽东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但每本教材、每个时段的教育功能是不一样的,不可能每本教材都讲同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这样倒是真的有问题了。我也注意到全国的历史新版教材,也不可能每册都讲毛泽东。有的老师作了统计,上海历史教科书中至少有120多处讲到毛泽东,主要是在初一和高三里面。

  这里摘引有关段落———“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第76页)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共产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7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当时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摆脱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18页)

  教材中提到毛泽东个人的地方还有不少,但这三点是评价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伟大历史功绩的最关键的三个基本点。我想上海的学生学过这段历史以后,不会不知道、不了解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

  对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过失,新教材也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论———“1958年,中国经济发展呈现较好的前景,中央主要领导人从促使国家迅速富强的主观愿望出发,忽视了经济发展规律,确定农业生产‘以粮为纲’,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工业生产的 ‘大跃进’是‘以钢为纲’,全国上下一切为钢铁生产‘停车让路’。”(126-127页)

  毛泽东作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然要对“大跃进”的失误负责。教材不单独指出毛泽东个人的失误,也符合当时党中央集体领导机制尚起作用的事实。

  对“文革”则是这样评价———“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政府中和军队里相当一部分权力已经掌握到资产阶级手中,必须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党内盛行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使中共中央未能及时纠正他的错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导致了长达10年的全国大动乱。”(128页)

  教材中还特别提到毛泽东在去世前一年起用邓小平的历史事实。

  我们是把毛泽东放在中国革命的背景下,来讲述他,既充分肯定了他在解放前为中国开创革命道路的功绩,同样也肯定了解放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功绩;然后我们又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毛泽东的功过进行了分析、评价,我们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作的。

  顺便说一句,为了突出毛泽东,初中教材的下册封面特意用了毛泽东抄录林则徐诗的书法作品。为什么这么安排?通过毛泽东的这幅书法作品把这两个历史伟人联系起来,从而使同学能够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学习中体会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

  减写农民起义

  记者:是否像某些媒体所说的,“毛泽东被比尔-盖茨替代了”?

  苏智良:我们教材里关于比尔·盖茨就提到一处,毛泽东有120多次,他可能替代毛泽东吗?盖茨,我也想说两句。他无疑是对现代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在历史教材中出现盖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实际上,在高中教材中,提到盖茨的地方不是课文的正文,而是讲到美国微软公司受到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起诉时顺便带到的。说在中国历史教材中“比尔·盖茨代替了毛泽东”,只能说是美国记者才有的敏感。

  记者:有人指责教科书里没写长征、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是否是事实?

  苏智良:当然不是事实。关于长征,我们有很好的篇幅来描绘,怎么说没有呢?作为学者,我着力最多的就是抗日战争方面的研究。我曾带着“慰安妇” 幸存者到日本去起诉,到世界各地去揭露,你说我这样一个长期做抗战研究、不懈地为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而奔走的人,主编的教材会没有抗日战争的内容吗?政府会允许这样的教材发行吗?

  这些内容主要在七年级(初一)下册中讲述。红军长征部分还专门列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抗日战争部分不仅叙述一般史实、国共合作抗战等,也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如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慰安妇”等内容,还有狼牙山五壮士。

  比如说抗日战争,我们写了国共合作,写了正面战场,写了敌后战场,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南京大屠杀我们有一个整目,通过图片、文字、其他板块讲述日军的其他暴行。

  至于记载“慰安妇”,这在中国历史教材里还是头一次。同样,在教材里也提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对中国进行了经济援助。这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也是第一次记载,这表明我们中国人实事求是的胸怀。

  也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写,这也不符合事实。“文化大革命”着墨不多,是因为你不可能有大量的篇幅去写这些内容,我们用了一个目,但我认为写清楚了,比如为什么会发生动乱,包括林彪是怎样一个人,形象也有。包括“文革”语言,什么叫“红宝书”,什么叫“破四旧”,什么是“样板戏”等等,我们都是通过正文、引文、图片解释清楚了。我想通过这样一课,让大家来反思,这样一个动乱年代,我们该怎么吸取教训,走好我们民族未来的路。

  记者:还有人说,农民战争、焚书坑儒等内容在新教材里都没了?

  苏智良:农民战争、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些内容其实在一期课改的高一教材已经没有了。我们把这些内容放在初中《中国历史》里,在初中已经完成了这部分基础历史的课程。

  还有人说,我们只在秦始皇部分写了专制,其他的就没有了。这个说法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把秦朝作为中央集权的开端,而对专制的分析是放在明清,因为明清的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

  关于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计其数,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写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写了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等。到了21世纪的现在,难道大量写农民起义才是正常的吗?现在国家标准的历史教材里,也大大减少了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描写。实际上大家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我们都经历了改革开放,这20几年里,我们的历史观也在不断地发展。

  记者:新教材“新”在哪里?

  苏智良:我们希望新版教材能够反映人类求生存、求发展,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把人类从古到今的文明史讲清楚。

  高一《历史》最后一个主题设计为《人类文明的现实与未来》,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节活动课组成,由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分析现实、畅想未来。再比如说有一章节是写病毒、瘟疫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我们原来用的例子是美国大流感、欧洲黑死病,结果中国当时发生了“非典”,那我们就干脆用SARS 来举例子。

  在近代史的部分,我们还提到了鸦片等毒品问题。在近代,我们民族在鸦片上是吃了很大的亏的,1985年以后,毒品开始在中国蔓延,我们就来分析它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的危害性。学生们经常在网络和报纸、电视里看到这些新闻,所以在上讨论课时,他们特别爱参与讨论。

  记者:新版历史教科书的总体结构是怎样的?

  苏智良:上海市初中、高中历史课程的基本设计如下———中学的历史教材,过去采用历史知识初中、高中循环往复的方式。以上海一期课改的教材为例,初中学中国史、世界史,高中学中外历史,内容大同小异。好比先学1+1,后学1+2,然后1+1、1+2合起来学,这不符合相同教学内容不应大量重复的教学规律,因此大多数高中学生对历史课不感兴趣。

  根据新版国家历史标准要避免重复的明确要求,我们在初中历史教材主要叙述中国史和世界史的通史性内容,包括历次列强侵华战争、中国革命等,而在高中阶段分专题叙述人类文明发展的专题,到高三再将初中和高一的历史知识进行综合复习,即从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来理解和把握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与振兴的历程。

  记者:为什么要按照文明史的方式设计?

  苏智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我们的文明史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认为,人类文明实际上包括物质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根据这种分类,我们对人类文明史的基本内容作了阐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高一教材并没有回避,指出了它是人类崇高的社会理想,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辉煌的未来。因此,高一教材的呈现样式与过去教材有所不同,但是它吸收了20世纪以来历史学发展的优秀成果,以人类文明史的丰富内容,更加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点。

  记者:我注意到你们在教材中还写了衣食住行的内容,为什么要新设这一块内容呢?

  苏智良:衣食住行是人类的基本物质生活。忽视人类物质生活的历史,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史观。我还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为有些 “马克思主义者”听到上海历史教材把这些内容写进去了,而忽略有些帝王将相的行迹,就大惊小怪,指责我们背叛马克思主义。我想,衣食住行写不写,怎样写,本来是可以作为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倒是一定要强调某些历史人物的行迹,而把千千万万 人的实际生活置于历史的视野之外,这种偏见竟然可以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大行其道,我感到难以理解。

  有时饮食、服装这些细节方面的改变,可能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人类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这部分内容讲到了票证,在试点中学上课时,有位老师让学生回去收集票证,拿来在课堂上做个交流。学生除了钞票,没什么票证的概念,但是回家问老人,问父母,故事就听了很多。最后在课堂讨论时,学生们拿出了很多过去的票证,什么饭票、菜票、电视机票、自行车票,甚至有同学举出来还有盐票,买盐都要票,那么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缺乏物质的生活。

  记者:据报道,高一教材的主编之一周春生说,高一教材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

  苏智良:在编写教材过程中,我们要借鉴许多国内外优秀的史学思想和成果,年鉴学派作为一个深受马克思唯物史观影响的学派,我们当然要借鉴。但是,借鉴并不等于受其指导。美国记者断章取义,好像借鉴了年鉴学派,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

  记者:还有报道说,上海历史教科书可能会向全国推广?

  苏智良:不会,这纯粹是境外记者没有根据的猜测。因为全国版的教科书经过遴选,早已开始编写、审查、出版并已使用。我们的权限只在上海市使用,而且还是试用本,要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不断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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