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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大学的生命——独家专访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博士

来源:解放日报 文章作者:高慎盈/曹静/吕林荫 2011-09-09 10: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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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大学的生命——独家专访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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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写/本报记者  高慎盈 曹静 吕林荫

  九月,大学迎来了一个新的学年,一个新的开始。

  在去年7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今年4月,在清华百年的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

  “提高质量”为何成为我国高等学校“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怎样正确理解“质量”?又该着力于哪些方面去提高质量?……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秦绍德博士坦陈见解。

  由“大”到“强”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质量

  ·高等教育从精英式教育跨入了大众化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到“十二五”结束时,我国大学毛入学率将达到40%。

  解放周末:“教育质量”是社会各方的一个共同关注,但对其重要性、必要性的理解,似乎并不一致。理解不同,行动也就各异。

  秦绍德:因而也就特别需要我们下功夫去深入探讨。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为什么在现阶段强调提高质量对于教育改革发展具有“最核心最紧迫”的意义?

  秦绍德: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经过之前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从“大国”迈向“强国”的阶段,而由“大”到“强”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质量。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一轮高等教育发展,堪称一次光辉的、历史性的飞跃,将永远载入史册。它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们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式教育跨入了大众化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学毛入学率从过去的9%上升到了现在的24%,在校大学生人数从600多万上升到2800多万。根据现在人口增长的预测,如果高校保持现有的招生规模,随着适龄人口的减少,到“十二五”结束时,我国大学毛入学率将达到40%。

  解放周末:大学教育将进一步大众化。

  秦绍德:对。在这个数字变化的背后,我们尤其要注意到,我国是在“穷国办大教育”的背景之下迈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尽管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引起了一些异议,但平心而论,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有一次我碰到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他对我说:“你们教育界不能没有自信心。在我看来,中国高等教育十多年的发展是翻天覆地的。 ”仔细想想,深有同感。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十多年的变革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甚至不亚于19世纪后半叶德国大学制度改革和二战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

  一味纠缠在 “该不该扩招”之类的问题上,是找不到出路的

  ·从现状来看,我们距离“教育强国”还有明显的差距。

  ·现在需要做的,是把握节奏、适当控制增长速度。

  解放周末:我国已经迈入了“教育大国”的行列,距离“教育强国”还有多远?

  秦绍德:“大”不等于“强”。 “强”,意味着高质量,意味着得到了世界普遍认可,意味着拥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若干所高水平大学,意味着培养出的学生是跟得上时代发展需要的。

  目前,我们与20个主要发达国家在一些教育主要指标上,仍具有明显差距。比如,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我们目前是24%;发达国家每千人口中,注册研究生数超过2人,我国仅约0.8人;发达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达到44%,我国约9%。而且,高等教育强国不仅有较大的高等教育规模,更重要的是在质量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20个主要发达国家集中了80%以上的世界500强大学,并几乎囊括了前100强的世界一流大学。从这些现状来看,我们距离“教育强国”还有明显的差距。

  解放周末:速度不能掩盖差距。高等教育虽然经历了快速发展,但也导致并暴露了一些发展中的矛盾,比如,规模快速发展与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

  秦绍德:是的。比方说,招生规模扩大了,高校教师队伍没有同步发展,学生教师比居高不下,造成了教学资源稀释;此外,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失衡;教育投入的增长跟不上发展的需要,等等。

  但是,如果因为这些问题而总是纠缠在“高校该不该扩招”之类的问题上,我认为是不妥当的,也是找不到出路的。现在需要做的,是把握节奏、适当控制增长速度,把主要精力、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提高教育质量上来。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无一例外是高等教育强国,英美就是典型。虽然美国目前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它的高等教育之强,能保证它后续发展的动力。同样,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强国,也必须要成为高等教育强国。

  解放周末:强大的高等教育,一定会成为转变生产方式的创新之源。

  秦绍德:因为生产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是人的转变,而人才之源就在于大学。大学强,则国力强。我国要调结构、促发展,增强创新能力,必须要成为高等教育强国。

  内在的质量才是生命之源

  ·不是“上学难”,而是“上好大学难”。

  ·外延式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再不转过来,就要落后了。

  解放周末: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家发展需求、社会现实需求是分不开的。

  秦绍德:提高教育质量,也是人民群众对大学教育的需求不断深入所带来的必然要求。这也是我所理解的之所以提出教育质量问题的第二个原因。

  讲需求,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量”,其实需求也是“质”的需求。当更多的人可以进大学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希望上好大学,接受更好的教育。因此,现在高等教育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不是“上学难”,而是“上好大学难”。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一批有特色、高质量的大学,来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深入需求。

  解放周末:需求,总是从低层走向高层、从浅层走向深层。

  秦绍德:此外,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从大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从外延扩张转变到内涵发展,是必由之路。

  十多年来,很多学校实现了超常规甚至跨越式发展:1998年-2002年,许多学校合并为综合性大学;2000年-2005年,扩招蔚为壮观。这种以“并校-扩招-扩校”为特征的发展,在本质上都属于外延式发展。在这个发展时期之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调整消化期,必须要考虑下一步学校的发展之路该怎么走。所以,复旦大学在2005年百年校庆时,就提出了“走内涵发展之路”,言外之意是:外延式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再不把注意力转到内涵发展上,就要落后了。

  解放周末:转到“内涵发展”。

  秦绍德:内涵发展也是发展,而且是更深层次的发展。我们说“做大做强”,做大主要是指外延,做强主要是指实力。内涵发展不一定是显性的,看不到所谓的“政绩”,但是内涵发展是更深刻、更坚实的发展,是有后劲的发展。

  解放周末:有质量有内涵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

  秦绍德:是的。一所大学有没有社会声誉,很重要的是看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和校友。如果大学的社会声誉没有了,其教育质量必然受到社会质疑,这所大学还能很好地生存下去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的生命,不在于教育经费多少、政府支持多大,不在于豪华的建筑和高档的校舍,而在于质量。内在的力量,才是生命之源。

  在人的培养上,“德”是第一质量

  ·衡量一所大学对社会的贡献,不是看它对GDP有多少贡献。

  ·大学一方面要培养人才,另一方面更要为提高全民族素质努力。

  解放周末:谈提高大学教育的质量,首要问题就是,什么是高等教育的质量?

  秦绍德:这是一个“质量观”的问题。我们讲“科学发展观”,当然“质量观”也必须是科学的“质量观”。

  大学的质量体现在什么地方?这应当与大学的功能相联系。照传统提法,大学有“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服务社会”三大功能,近年来又增加了“文化传承”这一条。大学有这么多任务,其中最核心的是什么?绝大多数大学领导和教师都形成了共识: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其他功能都是在培养人才这一基础上衍生发展的。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质量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方面。

  秦绍德:过去我们统计大学的综合实力,一会儿看SCI发表论文数量,一会儿看获得了多少科技奖项,一会儿看拥有多少院士,一会儿看出了多少富豪……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衡量一所大学对社会的贡献,不是看它对GDP有多少贡献,而是看能否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各条战线输送人才。因为大学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才,因此它的质量主要也应体现在培养人才上。这是大学“质量观”的根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任何动摇,更不能迷失方向。

  解放周末:教育以学生为本,大学应该追求“成才率”。

  秦绍德:确实如此,大学要尽可能培养更多的人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不可能个个都成为人才。所以,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说,大学一方面要培养人才,另一方面更要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作贡献。

  解放周末:让每一个毕业生起码都成为合格公民,遵纪守法,有人格尊严,也懂得尊重他人,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

  秦绍德: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诸如“染色馒头”之类的社会问题,为什么此类现象层出不穷?当然有多方面原因,但全民素质不够高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提高全民素质是一个宏观工程,这其中,大学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将来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40%,那么这40%的人就应该是素质比较高的人,整个社会的素质就能同步提高。将大学教育的质量落实在“人”的培养和教育上,落实在全民素质的提高上,才是科学的“大学质量观”。

  解放周末:大学的质量落在“人”的身上,“人”的质量又落在哪里?

  秦绍德:毫无疑问,在人的培养上,“德”是第一质量。教育不仅是教书,更要育人。我始终认为,教育方针应该以德为先。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要有社会责任感,不以自我为中心,其次要有较好的品德。中国自古就很讲求“品德”。 “品”以“德”为前提,个人有道德,家庭呈美德,社会讲公德。 “品德”也有很多方面,如诚信、孝道等。对于大学生,我们不提更高的道德要求,但必须有基本的品德。否则,培养出来的人知识丰富、能力很强,但品德不好,反而会害了他人、害了社会。

  解放周末:进一步而言,如何培养大学生的“德”呢?

  秦绍德: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以德为先。其实,这个过于狭隘了。作为第一质量的“德”,应该渗入大学的每个环节,如专业学习、学术研究、社会实践、校园生活等等,而不仅仅是政治思想课程担负这一任务。

  特色就是水平,特色就是质量

  ·质量没有单一标准,具体到不同的大学要有不同的质量要求。

  ·特色学校,应该更多一些,理当更好发展。

  解放周末:如果以培养人才的多少来衡量大学的质量,其结果一定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占优。

  秦绍德:因此我主张,“科学的质量观”还必须包括重要的一条,那就是质量没有单一标准,具体到不同的大学要有不同的质量要求。

  有一句话叫作“特色就是水平”,我进一步认为,“特色就是质量”。这种特色,是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的,是为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各所大学都应该按照自己的特色,办出自己最高的水平。

  解放周末:就是说,对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大学、工科院校、高职院校等等,要有不同的要求。

  秦绍德:对。不同类型的学校,怎么能用一把尺子去量?衡量的尺子,应该是与不同学校的定位特色、培养目标和质量要求相匹配的。中央要求高校“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谋发展”,这是非常正确的。

  解放周末:事实上,有的院校在某些领域的实力非常强、具有鲜明特色。

  秦绍德:是的。比如,立信会计学院就是以会计为特色,始终坚持会计学专业和其他专业的结合。潘序伦先生1928年创办立信会计学校,形成了优良传统。许多会计事务所的会计都来自立信会计,人们并不因为是职业学校而轻视它。

  上海有很多特色学校,像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都是这样的大学,虽然校园不大,学生不多,但是全国闻名、世界认可。又比如上海海事大学和上海海洋大学,也有很强的专业特色和发展前景。类似这样的特色学校,应该更多一些,理当更好发展。

  检验大学的教育质量,唯一标准是社会

  ·可以看看一二十年之前毕业的校友如今在全国、全世界干得怎么样。

  ·复旦的气质是“深深水、静静流”。

  解放周末:通常而言,数量容易计算,质量不好检验;产品的质量好检验,但大学的质量怎么检验?

  秦绍德:大学的质量确实检验难,原因很简单——它的产品是人。怎么检验人?看似难办,其实也还是有办法检验的。

  我认为,检验大学的教育质量,唯一标准是社会。社会对于大学培养特色的认同、对于毕业生信誉的认同,就是检验大学教育质量的标准。英国《泰晤士报》统计各高校实力,分五大类别,其中最重要的考察因素就是校友声誉——把几千份调查问卷发到全世界各个领域,最后得出结论。

  (下转第26版)

  (上接第25版)

  解放周末:他山之石,能否“拿来”?

  秦绍德:比方说,今天我们检验复旦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就可以看看一二十年之前毕业的校友如今在全国、全世界干得怎么样。这方面的统计是很多的,复旦校友在北美和美国基础医学任终身教授的数量,比北大多一个,在全国大学中排名第一。复旦在北美和美国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比北大少一个,排名第二。目前,美国有十几所高校的数学系或统计学系的系主任,是复旦数学系的毕业生,哈佛大学统计学系主任孟晓犁就是1978级数学系校友。

  解放周末:不久前刚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的朱民、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陈健、曾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章晟曼,也都是复旦校友。

  秦绍德: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复旦校友确实比较多,这也正是复旦培养人才的一大特色——国际化程度比较高、比较“外向”。另外,有些大学培养的学生上手快,有些大学培养的学生则后劲足,两三年后才显山露水,复旦培养的学生大多属于后一类。

  解放周末:您曾形容复旦的气质是“深深水、静静流”。

  秦绍德:“深深水、静静流”的内涵,就是安静、淡然、不喧哗、不张扬,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既有争先精神,又有务实态度。

  大学应该把精力放在抓质量上,而不是用来应付“评估”

  ·不要运动群众,不要兴师动众。

  ·这种“过度量化”看似科学、精准,其实并没有多少可信度。

  解放周末:您认为,社会是检验大学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这虽然比较客观,但在操作上至少有一二十年的延后性,教育行政机构对正在进行中的教育质量恐怕难以及时检验、反馈。

  秦绍德:问题也就伴随而来:为了弥补这一“先天性缺憾”,“教学评估”应运而生——政府对高等教育很重视,投入增加了,收效如何?质量有没有提高?教育行政机构便依靠第三方——教育评估院,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教学评估。

  解放周末:教育界如何看待这种评估?

  秦绍德:这个问题至今不乏争论,有的人觉得很好,也有不少人反对这种全国统一的教学评估。从实际操作情况来看,为应对教学评估,每个学校通常需要准备一年:指标有几十个大类,表格一张接着一张,十分繁复,到最后还是不免沦为“走形式”。

  解放周末:一搞“评估”,就难免指标化、格式化。

  秦绍德:我们并不是一味地否定或反对评估。但教学评估是教育学领域里最复杂、最难完善的一部分。所以我主张,要评估就要好好研究评估方法,在科学评估方法还没有找到之前,理当谨慎从事。不要运动群众,不要兴师动众,让大学倒过来为“评估”服务。大学应该把精力放在抓质量上,而不是用来应付“评估”。另外,评估还要少作点简单的排名。前面我说到,学校各有各的特色,怎么能简单化地排名?

  解放周末:更不能被各种大学排行榜牵着鼻子走。

  秦绍德:所以树立科学的质量观很重要,否则搞评估就不知道从何入手,反而容易搞形式主义,搞不科学的政绩观。

  解放周末:这方面您有何建议?

  秦绍德:搞评估,我认为应该以抽查的方式为主,不预告、不需要学校做准备。随机听课、翻作业、查教材、组织座谈等等,都可以。另外,评估也不要简单化地打分,这种“过度量化”看似科学、精准,其实并没有多少可信度。

  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最关键的是教师

  ·对学生的爱始终不变,这是教师的天职。

  ·好教师从来不责怪学生。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要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抓手”在哪里?最关键的是什么?

  秦绍德:最关键的是教师。因为,教师是大学的主体,他们担负着教书育人的任务。

  解放周末:如何判断一个教师的教育质量之高低?

  秦绍德:从很多优秀教师的例子来看,好教师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具有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在爱学生、对学生负责上体现出来。不管成就多高,头衔是院士或特聘教授,对学生的爱始终不变——这是教师的天职,是一辈子不会改变的。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我们复旦英语系的陆谷孙教授,虽德高望重,仍坚持为学生一份一份地改卷子,哪怕是英语程度不是很高的外国留学生的卷子,也仔仔细细地改,直到累得不行。物理系的苏汝铿教授,在近三十年时间里只带了11位博士,算得上是全国最“低产”的博导。他为什么这么严苛?就是因为对学生负责,让学生能真正成才。

  解放周末:爱学生、有使命感,这是好教师的一个共性。

  秦绍德:好教师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了解学生。一个教师在教书生涯中会碰到很多批学生,一批批学生与时代并进,都不一样。年轻教师和学生年龄接近,易于了解和沟通,但随着年龄增长,教师必须加强对学生的了解,才能教育好学生。好教师从来不责怪学生,而是能从学生的特点出发因材施教。

  另外,好教师的第三个特点是不脱离社会,无论是从专业领域,还是从更广阔的社会实践领域来说,都与时俱进,顺应社会需求,把本专业的最新成果及时注入教学中。比如,前不久去世的中文系章培恒教授,他和骆玉明教授合著的《中国文学史》已经是公认的经典教材了,仍然修改了一稿又一稿。经济系的蒋学模教授,86岁高龄时仍在修改《政治经济学教材》,这本教材面世20年来不断修正,至今再版13次,直到蒋教授去世后仍在影响着众多学子。

  解放周末:蒋先生曾自称“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秦绍德:是啊,理论必须跟随实际变化时时予以更新,才能确保与时俱进。很多人不理解他们,事实上,只有这种与时俱进、精益求精的精神,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

  过多的选择分散了教师的精力,导致投入教学的时间越来越少

  ·科研成了“硬任务”,教学成了“软任务”。

  ·大学当然希望“教育超市”里的“菜”越多越好。

  解放周末:要出好学生,必须要有好老师。在您看来,当前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如何?

  秦绍德:我觉得,我们教师队伍的基本风气还在,也就是说,教师的良心还在,近年来也不断涌现出一些好教师。比如我校社会科学基础部的陈果老师,我看过她上课的视频,看得出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她的课切合学生需求,表达得也好,受到学生欢迎是在情理之中的。

  解放周末:但是,近年来社会对教师队伍中出现的不良现象也有所议论,比如不专注于教学,导师成了“老板”。

  秦绍德:还有功利、浮躁等等。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责怪教师本人。

  解放周末:比方说?

  秦绍德:以教师投入教学的精力不足为例来说吧。现行考核机制中要素比较多,教师不仅有教学任务,还有科研任务,职称评定和岗位津贴都和它直接挂钩。因此,科研成了“硬任务”,教学成了“软任务”,与学生交流、对话更成了“软任务”。对此,复旦正在做一些调整,我们要求每位教师每学年至少完成8课时,这是教师的底线,完不成就要扣岗位津贴。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求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使它成为全校的共识。

  另外,除了评价机制导致教师精力分散外,一些学术上有成就的教师,社会负担很重。目前,各类评估、学术会议等等很多,社会活动不少,导致知名教授“满天飞”。过多的选择分散了教师的精力,也导致投入教学的时间越来越少。

  解放周末:这需要教师从责任感出发,衡量本职工作与社会活动孰轻孰重的问题。

  秦绍德:不可否认,有极少数教师功利心较强,忙于在校外讲课挣钱。同样是上课,学校的课时津贴有限,校外、校内报酬的差距可以达到100倍,诱惑很大。加上学校没有硬性反对教师在外上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教师自觉、自律了。

  解放周末:教师的个人行为影响到了学校的整体教学。一所大学能不能为学生提供数量多、质量高的课程,也因此受到了关注。

  秦绍德:确实如此。复旦大学搞通识教育,当然希望这个“教育超市”里的“菜”越多越好。目前,复旦开出的本科课程有2800多门,人均门次在国内高校中名列第一,但距离哈佛大学的5000多门差远了。开一门新课不容易,一个教师至少需三年投入——准备一年,试上一年,第三年才成熟。教师精力不集中,自然开不出课,要打造精品课程就更不可能了。

  课堂是神圣的,岂能用不正确的观点和发牢骚的话误导学生

  ·如果青年教师稳不住,教育质量就很难保证。

  ·没有科研就没有新课。

  解放周末:教师精力分散,影响教学质量,但这不会是导致教学质量不如意的唯一因素吧?

  秦绍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教师总体上待遇不高。不久前,上海市作过测算,教师的平均收入在各行各业中属于中等,稳定,但不高。不少副教授以下的青年教师,年收入只有数万元,在物价、房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这些青年教师经济上确实相当困难。而青年又是教育的生力军,如果青年教师稳不住,教育质量就很难保证。

  所以我们在许多场合也大声呼吁:提高教师待遇,解决青年教师住房问题,为他们创造“安安心心从事教育、安安静静从事教育”的良好氛围。

  解放周末:但是,在客观条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教师还是要尽量坚守“阵地”。

  秦绍德:我们对教师也有一个引导和教育的问题。任何改革,其实质都是利益调整,我们还是要引导教师在利益调整时,重视自己的天职,减少功利思想,投身教育改革。

  解放周末:前不久,某地有一位教师公然对学生说,赚不到4000万不要来见我,一时舆论哗然。

  秦绍德:这是非常荒唐的言论。所谓教师,“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要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学生。由于社会的影响,学生中已有不少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因此,教师要更多地用对文化和精神的追求来教育学生,克服负面影响。课堂是神圣的,岂能用不正确的观点和发牢骚的话误导学生?!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讲,教师应该对讲台有敬畏感。一踏上讲台,就感到自己有责任,要自律,而不是随性所为、不计后果。

  解放周末:除了不能犯“导向性错误”外,正如您前面所提到的,教师还要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秦绍德:教学与科研如何在教师身上得到统一,事关教学质量的提高。很多人对此讨论得很具体,甚至要求对教学与科研按比例进行划分。我认为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

  从时间分配上看,教学与科研似乎是矛盾的,但从内在本质上看是不矛盾的。因为,大学教学不同于中学教学,中学教学相对规范,重在打基础。而大学的课程、专业目标和教材,都必须与时俱进,教学内容都是科研的最新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科研就没有新课。优秀教师在搞科研的同时,就能把科研上的最新成果和思路转化为教学。

  解放周末:以科研为动力,促进教学。

  秦绍德:对。教育质量的提高,包括大量专业设置的改进、课程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提高,都是以科研为基础的。二十多年前,我曾经给本科生、研究生开过两门课,《中国新闻史专题》和《宣传心理学》,都是以新闻事业的最新发展、多年新闻岗位实践的经验,结合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以说都是科研的结果。没有科研就没有高质量的教学,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另一方面,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启发思考,也会促进科研,教学的深度也会反过来影响科研。“大学教育质量”这一概念,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教育质量,除了以教育水平为主,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科研水平。

  抓质量,是大学自己的事

  ·质量在本质上是大学的内涵建设。

  ·尤其不要搞所谓的“质量工程”。

  解放周末:对于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您对政府部门抱有什么期望?

  秦绍德:我有一个看法——抓质量是大学自己的事。在这件事上,政府部门最好少搞工程。我不是排斥政府部门对教育质量的调控,但是质量能不能上去,这是大学的责任,不是政府的责任。政府部门不需要一级一级地抓大学的质量,道理很简单——质量在本质上是大学的内涵建设,内涵建设关键靠内因,也就是大学自己。

  解放周末:可否这样理解,大学抓质量是大学领导的事,不是教育部门的事?

  秦绍德:教育部门可以监督促进大学提高质量,可以引导大学把主要精力放到提高质量上,但不能越俎代庖,代替大学做很多事情,尤其不要搞所谓的“质量工程”。一搞质量工程,就要集中抓资源,要制订“一刀切”的政策。我刚才说过,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制订一个适合所有学校的政策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

  另外,“一刀切”把资源集中到教育行政部门手里,大学为了得到资源,就只有“跑部前进”,导致分散学校内部抓质量的精力。搞了“工程”后,又要动用专家们来评估、检查,“一年一检查”、“三年大检查”,官员出了“政绩”,实实在在的提高质量的事情却没法做下去。

  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是“慢工程”

  ·换句话说,提高质量不能靠“大跃进”。

  ·办一所高水平大学,至少需要50年。

  解放周末: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追求“政绩”,这难免会做表面文章,虽轰轰烈烈,但名不副实。

  秦绍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办教育,就要遵循教育规律。搞那种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怎么能够达到名副其实的效果?

  解放周末:图虚名,得实祸。

  秦绍德:所以这又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是“慢工程”,不是“快工程”。

  为什么?提高质量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由下列要素决定:第一,队伍。 “人”是这个生态系统的第一要素,因此教师是关键。建设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怎么可能是短期工程呢?第二,投入。抓质量不是嘴上讲讲、不要投入,要改进课程、要更新教材、要改善教学条件等等,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这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三,学校教育的体制机制要改革。复旦大学搞通识教育,从2006年到现在,5年了,还在继续,在艰难中前进。要打破原有的体制机制,把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谈何容易?!第四,学风、校风的问题。在一个学风、校风“稀里哗啦”的学校,很难把质量搞上去。只有积极、上进、严谨的学风校风,才能稳步提高教学质量。

  解放周末: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秦绍德:这个生态系统是逐步建设的,急不得。换句话说,提高质量不能靠“大跃进”。如果有谁提出一个口号,五年如何,十年如何,这完全是扯淡!培养一届学生至少需要四年时间,进入社会后显露出真正的质量需要十年、二十年,这些能用什么指标来衡量?

  有的新办大学,企图在短期内靠资源集中投入,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在我看来,这是“天方夜谭”,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当然,一所新大学在短期内涌现出一定科技成果来是可能的。原因是,只要高投入,把世界顶尖学者吸引来,建设一个一流的科研基地,就可以出一批成果。但这个周期往往也需要5-10年。培养学生,即使把最天才的学生吸引过来,短期内师资队伍能形成么?学风、校风能形成么,一整套教材能形成么?

  解放周末: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几年建成的。

  秦绍德:办一所高水平大学,至少需要50年。所以,我们不能急,千万不能急功近利,而是从现在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经过几代人持续不断地努力,到2049年,我国一定会有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一批让中国老百姓满意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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