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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底层家长最担心孩子“长大后你就成了我”

来源:凤凰网 文章作者:周济 2012-03-16 10: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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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北京家庭一样,贺小红和她的儿子已经卷入了越来越提前的小升初竞争漩涡之中,为了能上一所好中学而殚精竭虑

 

  每天放学后上篮球课,周六上午学奥数、周六下午学新概念英语,这是贺小红给儿子排的课外课程表,她的儿子目前在北京东城区的一所公办小学上五年级。
 
  和很多北京家庭一样,贺小红和她的儿子已经卷入了越来越提前的小升初竞争漩涡之中,为了能上一所好中学而殚精竭虑。
 
  但和很多北京家庭不一样的是,贺小红是一名没有北京户口、没有房子的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贺小红一直在担忧,不知道儿子在北京的求学之路能走到哪一天。与那些有学历、收入稳定但同样“飘”在北京的白领不同,贺小红和丈夫来自农村,她在一家事业单位的食堂工作,丈夫在一个餐馆做厨师,因此,他们还会时常为一家人的生计发愁。
 
  三重压力叠加在一起,让贺小红过得很辛苦。收入本就不高,还要拿出其中大部分送儿子上课外培训班,可贺小红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因为她内心有着一个强大的信念:不能让儿子输在城乡这条分界线上。
 
  记者最近在采访中发现,在北京的课外培训大军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像贺小红儿子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教育焦虑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拥有着较多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家长生怕自己的孩子“往下掉”,而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父母,则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更上一层楼”。像贺小红这样虽然在大城市打工,但并没有真正跳出“农门”的年轻父母,更加渴望能通过教育改变孩子的命运。
 
  社会底层家长担心孩子“长大后你就成了我”
 
  曾经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名为《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唱的是孩子对长辈的敬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最大的恐惧就是“长大后你就成了我”。
 
  今年本命年的邱翠华又拿出了账本,在大女儿名字后面写上了“40000”。上周,大女儿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了,邱翠华为大女儿寄出了最后一笔钱。4万元是大女儿大学三年的费用合计, “老大的钱终于花完了。”
 
  邱翠华跟贺小红一样,同丈夫一起从农村出来在北京打工。生性好强的她从18岁起就想在北京闯出点儿名堂,怎奈只上过小学、又没有什么技能的她很难实现梦想。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邱翠华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一定得出来,不能再像我俩那么没出息了。”
 
  她把孩子送进了家乡最好的寄宿制学校。邱翠华有3个孩子,二女儿文文今年高三,小儿子国庆现在正在上初二。“文文和国庆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大约都是1.2万,再加上大女儿每年的1万多,每年光他们上学就得将近4万元。”
 
  教育改变命运。而听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长大的中国人更加相信,拥有“知识”,便拥有了与命运抗衡的力量。
 
  自己的生活经历让贺小红对这个话深信不疑。
 
  贺小红的丈夫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当年丈夫上中学时,家里感到同时供三个孩子读书实在吃力,老大已经上大学了,不能半途而废,弟弟年纪小,除了上学什么都干不了,最终牺牲了他。
 
  “现在哥哥、弟弟都有了学历,在北京工作、安家了,就剩下我们了。他们再怎么帮我们,很多东西也改变不了了。”贺小红说。
 
  在贺小红看来,丈夫十多年前的那次牺牲,失去的是改变命运的机会。现在他们跟兄弟两家几乎生活在两个世界。
 
  好在贺小红所在的食堂属于一家文化单位,领导对她很照顾,“领导当初要是说‘带着孩子你怎么上班呀?’我就没办法把孩子带出来了。”贺小红说。
 
  当然,希望通过教育这个渠道实现向上流动的不仅仅是农民,还有生活在城市中的其他弱势群体。
 
  然而现实情况是,通过这条通道改变命运已经越来越难。
 
  2010年,《人民日报》即刊发了文章《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文章指出,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在教育、就业等方面都出现了向上流动的困难。他们中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也在逐渐减少。
 
  近两年,这种流动困难愈发明显,直接导致了慌乱、恐惧等情绪在这一群体中蔓延,最普遍地表现在家长对孩子不理智的强压上。
 
  最近,眼看着文文高考的日子临近,邱翠华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大女儿高考前的日子,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他们要是考不上大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在邱翠华的人生中,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努力工作挣钱,让3个孩子都考上大学,最好都能进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最差也要进了郑州呀”。
 
  邱翠华在北京一家公司里做保洁,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1800元,丈夫跟老乡一起做装修,活儿好的时候能挣上一笔,但是也经常“几个月在家里坐着”没事儿干。
 
  所以,工作之余,邱翠华还兼了几份小时工,一年下来还能多挣1万多元。
 
  这样,夫妻俩省吃俭用,也将将凑出三个孩子上学的钱。
 
  “我们那里没出来的(没到城市来打工的),孩子说不上就不上了。能不能上出来太不一样了,我拼了命也要让他们上出来。”邱翠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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